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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吴秀华

2015-09-21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也是周恩来总理倡导建立文史资料工作55周年。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工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一项独具特色的工作。5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组织出版了几十亿字文史资料和专题史料图书,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自立自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中,作出了特殊贡献。与此同时,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回答好、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今后政协文史工作的深入开展乃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摆正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关于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政协系统和系统之外,对待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是不一样的。200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颁布,并相继召开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举办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50年成果展等活动,为推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还建立了文史资料工作协作机制,文史资料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就多数地方而言,人们对文史资料工作认识远没有摆上应该摆上的位置。处在一种自生自灭、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状态。

然而,时代要发展前进,只有不断从前人留下来的“知识和经验”中汲取营养,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这也正是文史工作的重要意义。政协的文史不是大学教科书里的历史,不是概念化的历史,而是从历史细节、个人认知中来的三亲史料。既能“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又是感知昨天的生动教材,最具资政育人的潜质,是其他文艺作品不可替代的。这些历史的记忆,越是来自个人,越是来自草根,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对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照社会制度对人的关照,这样的文史资料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只是青少年需要这样的教育,那些从事社会和公共资源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更需要了解这样的“历史细节”。

转移文史资料工作重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向新中国成立后转移,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能不能实现文史资料工作重点转移,主要看在文史资料工作中能不能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思想禁锢和影响。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最终走上独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歌可泣的事情太多,应当记取的教训太多,完全符合当年周总理所说的“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需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和“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的要求,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存留“左”的阴影,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采取“有选择的回忆”,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至今心有余悸,讳莫如深。新旧中国的历史不能割断,新中国的历史更不能割断;旧中国的史料尚且要抢救,新中国的史料当然更不能缺失。要避免“人亡史亡”“隔代求史”,必须在思想解放上有新突破,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新建树。

推动文史资料工作理念创新。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持续向前发展,避免在存废问题上出现反复波动需要理论创新。最近,笔者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著名德国汉学家、现任中国孔子学院总部的特聘专家和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钱不能解决文化问题》的演讲稿,可对探讨文史工作的理论问题有所借鉴。他提出,“当代的中国也在文化的意义上寻找自我,寻找社会的、道德的、知识的审美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在寻找自己的根,去重新发现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曾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受到了否定和批判。”同时,文史工作不能禁锢太多,如果条条框框太我,就会制约多元开放和创造性的思维,从而制约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在做文史工作时,我们应强调“三是三不是”,即是历史片断、是社会层面、是个人角度,不是结论、不代表组织、不一定成熟。我们要坚持这一原则,努力让文史工作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百花园中的一束盛开的花朵。

回望55年的文史资料工作,颇有走过平原上高山的感觉。人民政协的“三亲”历史,从过去征集出版的到现在转移编纂的,不就是在反复寻找和论证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