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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长存昭日月 心底无私廉且刚 —纪念陈野苹同志诞辰100周年

2016-01-05      

风范长存昭日月  心底无私廉且刚
——纪念陈野苹同志诞辰100周年

 

/陈云庚  /陈晓田

仅容旋马高千古,可堪促膝旷代殊。

生平未遂报乡梓,一箧遗书以作补。

          ——谨以此诗纪念乡贤陈野苹同志

今年415日是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诞辰100周年,中组部在京举办了“纪念陈野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出席会议并讲话。919日笔者随州政协副主席杨洪清率领的调研组赴京采访陈晓田(陈野苹长子),征集凉山籍地下党的杰出代表、冕宁县抗捐军政委陈野苹的文史资料,特撰此文,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过凉山80周年,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作用,并为当前广泛深入开展的“三严三实”教育活动提供鲜活的素材,树立高风亮节的楷模。

 

两度历险 虎穴坚持神圣业

 

陈野苹,原名陈荣檀,1915415日出生于四川省冕宁县三分屯村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15岁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址西昌)。省二师校是宁属八县惟一一所高等级学校(学制6年),生源来自西昌、会理等县。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冕宁县第一个地下党党员,在校负责党的发展工作,回乡又在冕宁发展党员。19339月任中共西昌特支宣传、省二师校支部书记。中共西昌特支在抓党员发展的同时,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党员素质,将党员安排到工运、农运和兵运中进行实践锻炼。19352月西昌地下党由于叛徒出卖遭破坏,陈野苹被通缉,因在开学返校途中得消息而在乡隐蔽,逃过一劫。

19355月中央红军渡江北上,陈野苹找到廖志高(后者同为冕宁县早期地下党党员,解放后历任至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商议接应事宜,派4人南下联系红军。他们向红军先遣团首长汇报了冕宁敌情、党组织及通往大渡河的道路情况,先遣团首长综合冕宁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和红军侦察组探得情报,报经中革军委同意后,选择从敌河防军事薄弱点渡大渡河,将拟经越西大路作战计划改为北上冕宁通过百里彝区。

由于陈野苹领导的地下党的出色工作,冕宁是红军长征入川以来第一座入驻休整的县城,党中央在冕宁建立了红军入川以来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在冕宁成立了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冕宁县抗捐军。

5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冕期间,陈野苹先后参加了陈云、毛泽东主席召开的会议。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帮助建立冕宁地方党、政、军组织,陈野苹任中共冕宁县工委书记、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冕宁县抗捐军政委。县工委、县革委成立后,全力发展武装,打土豪为红军筹集大量物资,动员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仅红军干部王首道等走时便带去一批军用物资、白洋及200多头骡马补充部队。红军大队离冕后,红军留下的1个游击连队和冕宁县抗捐军在北进途中的峨瓦遭彝族奴隶主武装突袭溃散,九死一生始脱险。峨瓦侥幸脱险后,陈野苹获知抗捐军大队长肖佩雄等骨干三、四人被杀害,司令员黄应龙被押送至成都。陈野苹放出个风,说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国民党善后的地方军阀宣称:“没有,他就在西昌、冕宁、越西这一带地方,他就在土里头你们也要给我挖出来!”而且出了通缉令:“不要活的,哪里抓到,就地正法!”

 

赤胆忠心  徒步千里寻组织

 

抗捐军被打垮后,陈野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先藏匿在糯白瓦村的族兄陈荣财家,风声稍松,再经林里乡二哥陈荣柏的岳父廖家,后山幺婶娘家陶家、卢佐民家,石龙桥吴兆理家、泸沽袁文光家、拖榔叶茂荣家;离开冕宁到德昌,在金遂秋家住了一晚;经小高桥、摩梭营等地走了4天到达会理,住同学姚贤贵家。就这样一家又一家、一站又一站,一路南行到通安,离开通安的第二天到达江驿,入云南境。自江驿向前走了8天,于19357月中旬,也即抗捐军失败两个月后,徒步辗转抵达昆明。

在川滇边近3年的时间里,在失去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方面设法在云南、四川等地继续开展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他从不惧怕白色恐怖和艰难的斗争环境,积极开展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巩固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他,几次险些被捕,每天面对危险和生与死的考验,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他都设法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严守党的纪律。

旅昆期间,陈野苹出席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的追悼会,并在所作《悼聂耳》诗中说:“尔平生未尽的志愿,自有人继续你向前”,正是他坚持革命到底的内心剖白。1943年他在延安向组织上表达当时的心情时写到,“我感到失了政治生活犹如失了生命一样。”

 

处变不惊  有理有节大无畏

 

19384月,陈野苹辗转到成都,与省委副书记廖志高接上关系,先后任华(阳)仁(寿)特支书记、庆符县委书记、江北县委书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19399月任泸县中心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41年,受川康特委指派,另建遭破坏后的南充中心县委,同年8月调川康特委(重庆)工作。

19437月到延安中央党校第三支部学习。194410月转六支部,任支部组织委员,次年夏任代理支部书记。194510月离校回川。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认真地学习,为他日后成长为卓越的组织战线领导人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9464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秘书,11月调《新华日报》社工作,任《团结》专栏主编,支部书记、总学委书记,同时任报务委员会委员,负责报社教育及宣传等日常工作外。辛勤笔耕,在《团结》上发表多篇文章。1947228晨,得知重庆警备司令部下令,限《新华日报》社三时停止一切活动的消息后,有理有节地处理了事变,体现了“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9479月,参加四川干部队南下,配合大军作战。19486月任陕西两郧地委组织部长。当时的陕鄂根据地土匪、反动封建武装猖獗,他亲自带武工队和工作组深入一线了解掌握情况,向地委汇报。19498月,原川干队改名南下服务团,任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9月改为西南服务团川干支队),转道武汉入川。其间,他倾注全部心血,为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干部教育工作做出突出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殚精竭智。

194911月,陈野苹调中共西南局工作,先后任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秘书长、副部长等职。1960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至1967年。

在长期的地下斗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野苹百炼成钢,历练老成,谨厚持重,可属大事,为他日后成长为党的组织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野苹遭到诬陷迫害,被送至北京卫戍区下属的秘密关押点“监护”达7年之久。在逆境中,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经常用毛主席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语录来坚定自己的信念。在审查中,他坚定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铮铮风骨和坚强党性:他决不违心地在歪曲事实的所谓“审查结论”上签字,体现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

 

大公无私  德才兼备选干部

 

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是陈野苹在工作中形成的鲜明风格。他在党的干部工作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根本原则不妥协、不退让。他认为德与才二者并重,不可偏废,是一个统一体,但政治或者德是第一位的。他赞同并倡导“坚持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原则”,也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或“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这种提法。20世纪80年代初,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思想活跃,党内也存在着一些幼稚甚至是混乱的不同认识,出现单纯“用能人”的思想,更有甚者抛出“宁用有缺点错误的能人,不用没有缺点错误的庸人”的错误论调。他深刻分析这种认识的错误,并指出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性质及程度,不能搞片面性。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强调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原则”,对一些“德行”不好的所谓“能人”,在考察、选用与提拔时坚持不提名、不推荐。

陈野苹对自己特别讲严格,担任领导岗位多年,始终严守组织人事纪律和廉政纪律。他从不接受地方的土特产和赠送的礼品,每当离开时都要嘱咐秘书一定要按规定结清伙食费,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友办私事,在他的亲属和亲友中,没有为任何一个人安排进京、进城、包括在县里吃“公家饭”的工作。陈野苹同志在长期的工作中正确对待人民给予的权力,经受住了考验,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在干部管理工作中,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把公道正派的作风贯彻到工作中去,使他赢得了干群的信任和热爱。

 

拨乱反正 宵衣旰食平冤案

 

1977年,陈野苹恢复工作,次年初继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先后协助胡耀邦、宋任穷主持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接待组,亲自接访接谈。

在平反工作中,作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陈野苹得到胡耀邦、宋任穷两任部长的充分信任与放手支持。中央组织部在改组初期,任务非常繁重,当时涉及部外的问题很多,加之中央交办的事项繁多,千头万绪,工作极其繁忙。整个清查工作,清查林彪、江青过长期坚持艰苦胡耀邦、宋任穷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任职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负责中央安排的其它领导工作。陈野苹是“文革”前中央组织部的9名副部之一,也是“文革”后唯一的在中组部继续主持日常工作的老副部长,以至于许多同志在回忆录或文章中都称他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耀邦对他说:“你大胆放手干,有了错误算我的。”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写道:“专案材料的接收工作是我到中组部任职前开始的,我任职后继续进行。日常领导工作由陈野苹同志负责。”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批复文件以及报告中,往往都写“耀邦、野苹同志”,“任穷、野苹同志”。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32月中央正式任命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由于“文革”期间老干部的身体大都受过摧残,上楼不大方便,中组部接谈组把接待室设在办公楼一楼,摆上沙发,让来访的老同志坐着谈话舒服些,还让他们喝上热茶。老同志都激动地说:“到了中组部,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从恢复工作开始接谈起,陈野苹就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接待老同志到很晚才回家吃饭。白天时间不够,午休时间、晚上下班后回到家里,老同志随到随谈。他的一套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四居室单元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挤占,此时他们家仍旧与别人家合住,共用厕所、厨房。他住的只是其中的两房套间,生活很不方便。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老同志。他的家一直为老同志开放,他将不足十平方米的里间自命为“促膝室”,以示这里是专门与老同志促膝谈心之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那些特殊日子里,即便是星期天登门申诉者也络绎不绝,他同样一一接谈,谈后立即指示有关同志或亲自办理。

1978年上半年,在接谈组工作告一段落后,陈野苹又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段时间也是他最忙的时期,几乎没有休息日。尽管他当时已经63岁了,但他每天还是在第一线不知疲倦地工作。每个灯火通明的晚上,他或和各个调查组的同志开会,或看厚厚的调查材料,困了到洗手间用凉水擦把脸,经常是午夜过后才揉着熬红的双眼,拖着疲惫的双腿下班回家,第二天又按时精神抖擞地上班。多年后,大家回忆起那时的日日夜夜,还常常感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热情啊!”

5年多的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与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共复查干部230万人,改正错划右派54万余名,复查“四清”运动中处理案件63万余件,为47万多被错误处理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株连干部群众得到了解脱。仅1977年到1978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陈野苹直接分管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一年里,中央组织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1970年到198012月底,原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干部中,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包中央批准平反的就有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习仲勋、安子文、谭震林、丁玲等。

陈野苹退居二线后仍参加此项工作,1988年任“富田事变”复核小组组长,对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公正科学结论。

 


家风严正  低调平实育后人

 

今年919日下午,在京采访期间,陈野苹的长子陈晓田向笔者讲述了一件使他终身受益而记忆犹新的往事:

1955年,父亲将我送进了中直育英小学——这所在战争年代成立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公家孩子”的学校。但是,进城后确实也有极少数学生逐渐开始比谁的父亲官大,谁的父亲坐的车好等。父亲给我们防微杜渐的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大约在五、六年级,学校要求我回家后请父母帮助填一张表,当时,不论什么表格肯定有“家庭出身”一栏。父亲帮助我填写时,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先写上“职员”两字,他稍微停了一下,又加上了“革命”两个字,成为“革命职员”四个字。回到学校我看到同学们很多都填写的是“革命干部”,至少也是“干部”两个字,我感到挺个别,这件事使我反复思考,终身难忘。这里面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当时的理解,就是不要你有优越感,不要你去炫耀父亲是什么革命干部,你父亲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一个职员,但是,是一个不同于旧社会里旧职员的“革命职员”;第二层是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感受到了父亲的超前意识。今天,通常所说“职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职员”不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务员”吗!在他的理解中,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在单位里就是普通职员、员工,而“革命职员”则是强调党的干部应该具有更高的革命理想,应该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干革命的公务员。而他终生的言行,真正践行了对我们的教诲。父亲对我们从小的严格要求、谆谆教诲,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使得我们也都处事低调,自立自强。

1988年,陈野苹幺弟的大儿子陈国辉来信,说他和县里有关同志准备到北京来“跑部前进”,希望陈野苹能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对家乡冕宁县的发展给予关注和支持。陈野苹回信写道:“家乡,我是想念的,而且年岁越老,思乡之情越浓,这是人之常情。如能为家乡尽一点力,做一点事,当然是很愿意的。但是对你所提出的要求,我虽深为同情,确是爱莫能助。我没有关系打招呼,也不知向谁打招呼,其他门路也没有,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对不起,请理解。这样,你们来京之举,也就不必要了。只好希望你们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了。你提到当今社会风气和党风不正,这需要全党一致斗争,首先是每个党员从我做起,才能得到纠正。”

“父亲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多年,深知并严守党的纪律,即使在家里也语不及私”,陈晓田告诉笔者。

“他对工作上的事情总是守口如瓶,在家中从来不与我们子女谈及工作上的问题,更别说打探什么小道消息。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对于他的工作状况、以及党内的一些大事件发生时他的个人态度或观点了解极少。”

 

两袖清风 一箧藏书遗桑梓

 

19844月,陈野苹任中顾委委员,虽退居二线,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党的组织干部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央决策。

陈野苹不仅是“一位党的出色理论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党内文化名人”,一生勤奋好学,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文章,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词、散文作品,出版有《野草》、《野苹诗选》诗集及《河汉日记》散文集。至1988年,陈野苹发表于中央、省级党建刊物的文章计数十篇60余万字。

陈野苹担任领导岗位多年,从不以权谋私,始终严守组织人事纪律和廉政纪律,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除了随身一箧藏书而外别无长物。1993年,陈野苹在西昌参观凉山彝族自治州图书馆时,看到图书馆刚成立不久,才有10000来册书,当即嘱咐随行返乡探亲的长子陈晓田在他身后把个人藏书全部捐赠给凉山州图书馆。他逝世后,子女们按他的遗愿,将他生前所购书籍、期刊、帖拓等3700余册(件),全部捐赠凉山州图书馆,现在一些书已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1994817日陈野苹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野苹坚持原则,工作积极,作风民主,为人正派,生活俭朴,廉洁刚正,半个世纪以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是组织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无私无畏开天地,全心全意为人民。风范长存昭日月,发扬光大育新人”,这是陈野苹为《一代廉洁楷模》一书的所题之词,也是这位端方朴厚、充满党性的老地下党员光辉一生的生动写照。